跨国企业见证各国此起彼伏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，同时遭受疫情的严峻考验，产业链条一度中断，人员、物资的全球流转出现难题。尽管疫情影响渐渐消退了，但全球产业链条正在经历重构。印度、越南等地依靠低廉的劳动力成本、面向美国或欧洲更低的出口关税，吸引了大批跨国企业投资。

  在中国，跨国医疗器械企业感受到成本上升，以及带量采购等因素带来的市场压力，它们需要找到新的发展路径。这是一个抉择时刻，跨国公司应该加大在华投资、维持现状，还是部分业务撤出中国？

  “你有两个选择：你可以犹豫，也可以坚定。”GE医疗中国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张轶昊近日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表示：“如果你相信中国市场潜力、相信中国供应链韧性、相信中国研发团队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，那我们的决定其实非常清晰。”

  GE医疗总部在美国。从中国布局来看，它有6大基地、7个工厂，布置在四大经济圈，其中北京有2座工厂、天津有1座工厂，长三角的上海和无锡分别有1座工厂。在内陆的四川成都，GE医疗也有1座工厂。

  西门子医疗是一家总部在德国的全球企业，它的研发和生产主要分布在德国、美国、中国以及印度四个国家。它的海外收入远超德国本土。

  在中国，西门子医疗在上海、深圳以及无锡共有四个研发及生产基地，其核心的CT、磁共振整机设备的生产主要是依靠上海、深圳两个基地；印度一直是西门子医疗的全球软件设计和研发核心基地，不过当地没有生产制造能力；从医学影像产品来看，美国只有核医学以及部分超声产品。

  “我们在中国的工厂一直都是全球化的工厂。根据全球的产量，很多产品只在上海和深圳生产，上海和深圳的产品超过半数销往国外。”西门子医疗大中华区总裁王皓近期对第一财经记者说。

  北京、上海、深圳以及广州，是中国的四个一线城市。跨国企业布局在这里，既考虑当地的医疗需求巨大，也可以以更低的海运成本将产品发往全球一百多个国家。但同时，这也是中国人力成本最高的几个城市。

  近年来，西门子医疗同样感受到成本的上升。王皓表示，在领域，中国已经不是低成本的洼地。

  “中国的供应链早已不供应廉价产品。”王皓表示，企业的生产规模也会影响成本、技术迭代更新会令产品售价一时难以降低下来。中国部分地区的总体成本已经逐渐追上德国。“人力成本也好，税收也好，都影响着产品价格。”

  “上海的人力成本在一直上升，这块会带来压力。”德尔格中国医疗事业部负责人沈立新对记者表示：“德国管理层也看到这方面的压力。”

  呼吸机是新冠疫情期间重要的救命设备，德国企业德尔格是该领域的头部企业之一。上海是德尔格医疗事业部的制造基地，该公司生产的重症监护设备、麻醉工作站、婴儿暖箱等医疗器械在中国有广泛应用。

  在国产化的初级阶段，德尔格将关键零部件分批打包运输至中国，再在中国工厂组装完成。零部件相比整机，中间多了必不可少的运输成本和人力成本，而近年来国际地缘冲突起伏，海运和空运价格都曾大幅激增。

  “尽管中国人力成本不如德国高，但是初期生产的时候，我们的效率是不如德国工厂的，这一些都会造成生产的产品比德国生产的同一个型号还贵。”沈立新表示。

  张轶昊对第一财经记者说，跨国企业投资要考虑全产业链成本，包括人力成本、营商环境成本、创新成本、运输成本等。“中国的成本在整个世界来看，我不能说全世界最便宜，但综合下来还是很存在竞争力。”

  中国正在构建一个普惠的医疗体系，带量采购等措施要求器械企业以更低的价格供应产品。在新的游戏规则里，各地方政府联动形成较为强大的谈判能力。西门子医疗、GE医疗等公司均在其年报中提到近年的带量采购是一个重要变量。

  疫情过后，诊断需求降低，西门子医疗的诊断类产品销售承压。在2023财年，西门子医疗在华出售的收益28.21亿欧元，增长仅约1.3%。

  “过去两年，中国市场的绝对量一直是很好的。虽然我们确实遇到了一些挑战，增长放缓，但放缓还在于市场需求萎缩或者停滞。”王皓对记者说。

  乐普医疗是中国心血管领域的头部企业之一，不过该公司在2022年营收基本没有增长， 2023年上半年收入下滑了19%，同期利润跌去24%；本土骨科头部企业威高，2022年收入和利润均双位数下滑，背后原因主要在于新冠疫情影响骨科终端手术量，骨科关节类、创伤类耗材带量采购陆续落地执行。

  “我们每一个环节都要做，成本降下来，也能更好地满足带量采购的需求、基层医疗的需求。”张轶昊说，今年GE医疗针对县域市场的1.5G磁共振、以及一款大型超声、一款掌上超声的成本“肯定会下来”。

  这种减少相关成本的压力，会传导到上下游整个产业链条。“未来我们要跟供应链更加紧密地合作，通过技术革新慢慢地增加供应链的全球竞争能力。”王皓表示。

  2024年，德尔格已经有相当比例的本土部件进入供应链了。沈立新表示，“接下来就要利用国内供应链来减少相关成本”。

  中国本土供应商与跨国企业的磨合并不是特别容易。核心部件的替代，需要经过多重验证，除了试验阶段，进入工业化生产的时候还要进行二次验证，以保证“供应商质量，做一个跟做一千个是一样的。”

  德尔格曾同国内光电耦合模块供应商洽谈合作，本土供应商价格比其瑞士所产部件要便宜，但稳定性逊于后者，最后也不得不放弃了合作。

  中国一台CT平均每天扫描患者人次在50-200人之间，但同样一款产品在欧美可能只扫描几十人。对于欧美市场，医疗机构需要一个超高端的CT做心脏，在中国，医疗机构甚至希望一个64排CT就能够做出很好的心脏成像。

  基于中国的临床需求，跨国企业要因地制宜地创新，与中国本土医疗机构、大学、初创公司进行合作。创新不是“单打独斗”，需要一个共同进化的生态圈。而中国医疗器械的创新生态，产学研用，尚未打通。

  “我觉得能做到更好的地方,在于打破边界的创新，大家能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，也有国家之间的无界创新。”张轶昊认为：在产学研用之间，“应该更多对标全世界最好的激励政策，创新人员的聪明才智应该被激励、被转化、被保护。”

  各个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此起彼伏。与此同时，疫情令跨国公司的产业链一度中断，人员、物资流转出现难题。尽管疫情影响渐渐消退了，但全球产业链条正在经历重构。

  不少跨国公司采取更保守的策略，比如原本在华生产、供应全球的生产模式，改变为中国生产、仅供应中国市场的方式。印度、越南等地依靠更低廉的劳动力成本、面向美国或欧洲更低的关税水平，吸引一大批跨国企业。

  “我们经历过一模一样的事情。当国际环境很有挑战的时候，当时所有外企董事会都在谈论一个问题：要不要投资中国。中国机会非常大，但挑战与机会并存，那到底怎么办？”上世纪，GE医疗选择跟航天部、卫生部在北京成立航卫工厂，现在这个工厂已经是GE医疗在全球最大的影像设备制造基地。“过去四年也遇到一样的事情，你有两个选择：你可以犹豫，也可以坚定。”

  新冠疫情过后，GE医疗在其北京工厂扩展了分子影像产线，PET-CT得以在中国生产；2023年年底，GE医疗的回旋加速器（核医学分子影像关键设备）在成都量产；2023年12月，GE医疗跟国药合资的第二个工厂在深圳动工。2024年，GE医疗刚刚把其核磁共振设备的东半球总部落户到天津，其最高端产品PET-MR产品将在天津生产。

  “过去几年里我们做了这么多事情，假如没有信心，我们不会做这些事情。”张轶昊表示，在过去三年时间里面，GE医疗中国销售额里中国制造的产品占比，从30%多提升到80%，翻了一倍以上。“如果你相信中国市场潜力、相信中国供应链韧性、相信中国研发团队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，那我们的决定其实非常清晰。当别人犹豫的时候是我们最好的机会。”

  ZimVie 是捷迈邦美分拆脊柱和牙科业务单独上市的公司。据新闻媒体报道，由于在中国带量采购招标中失利，它此前宣布退出在华脊柱器材相关业务。今年4月份，ZimVie宣布完成对其脊柱器材业务的出售。美敦力等国际知名的骨科器械企业，也在其财报中提到带量采购令相关业务受到影响。

  带量采购同样影响了西门子医疗。不过王皓强调中国市场一时的起伏，并没影响其中国市场策略。

  “我们一直都是面向全球的工厂，并不是‘在中国，只为中国’的工厂。”王皓说，以前，西门子医疗在中国销售的产品，不少是德国生产。“未来基本上全部的产品都要在中国生产，包括影像、实验室诊断产品，这是本土化的一个大方向。”

  西门子医疗的7T磁共振系统也将在中国生产，这是该公司最顶端的磁共振设备。除了更多的本土化产品，供应链的本土化同样重要，目前西门子医疗供应链本土化率超过80%。“未来更多的是精进供应链，也就是做到质量更好、更稳定、成本更低。”

  德尔格的中国本地化生产，目前还是国产化的初级阶段。尽管行业的发展受到经济大环境影响，但该公司的上海基地还在扩充人手。

  “未来，上海工厂会真正成为一个国际化工厂。”据沈立新介绍，德尔格的目标是2024年基本实现呼吸机、麻醉机、监护仪等重症治疗领域产品的全线国产化。中国最大的优势，是整个供应链比较完整。“长三角能获得的部件、材料、达成率都非常高。”

  “我们坚定不移地相信中国的生态链是不可复制的。”张轶昊说，不过它仍有许多可改进之处，“如何把供应链韧性、成本、质量、交货周期全做到世界最好？”